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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点——比较的角度  

2016-06-08 08:31: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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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人类的本质显现,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着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把自身创造成具有思维—劳作机能的“文化动物”,从而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的其他动物。文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在以往所创造的文化基础上累积而成的,后人的文化活动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前人的文化。失去延续性,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依据与发展基础。也正是在文化延续性中,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并加厚,由此彰显出不同的民族或群体的个性。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西方文化有关显著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的国家气质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文化的特点

      1.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传统

所谓“天道”,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观察天道运行的规律,以认知时节的变化。注重人事伦理道德,用教化推广于天下。同西方天与人、灵与肉相分离的思想理念不同,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可以达到内在的统一。

      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神人关系上,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天然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倾向。中国人很早就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以人为本,重人轻神,把人视为宇宙万物的中心,这些思想一直有着深远影响。西方那种无条件地将“天”神圣化、绝对化,上升为主宰一切的“上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薄弱的,这正是中国神学观念不发达、宗教思想相对较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种根本思想传统出发,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强调人世和人伦,强调现世的建功立业,对神则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也截然不同。当古希腊的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自然,印度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的时候,中国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中国十分重视人伦问题,不太关心纯粹的自然哲学问题。[1]中国传统“人伦”交往伦理与西方“话语”交往伦理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渊源,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当然,在中国哲学的不同流派当中,天人论具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其问题展开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儒家思想中,它常常围绕对“心性之学”的讨论而展开;在道家思想中,它称之为“道论”;在佛学中,它表现为“佛性论”。 [2]

      中国向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而西方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强调通过战胜自然而求得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发展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路线:西方重对“天道”(自然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重对“人道”(人事和人伦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伦理思想。[3]

      2.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属于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对人伦的追求贯穿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支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礼记》中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这里,礼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又是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高道德范畴和政治范畴。《论语》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倡导“无讼”,就是不提倡大家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如果出现了纠纷,应通过礼进行协调,而不要打官司。两千多年以来,这一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自秦汉以来,在法律体例及其实施过程中,一直遵循的基本上是儒家的重礼治、重道德、重人情的理念。这就是所谓的“援礼入法,融法于俗”的礼法传统。

      儒家一贯主张礼是为政的重要基础,礼与治国密不可分。“礼治主义”说到底就是“德治主义”。《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德”与“礼”比“政”与“刑”更有效,这是要求统治者应把礼治放在比法治更重要的地位。秦汉以后,随着儒法合流、礼法统一和儒家思想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周礼的“尊尊”、“亲亲”和“男女有别”等原则,经过改造演变为“三纲五常”,并逐步固定化。这种以礼治国,讲求道德和人伦的主张,与中国人讲求“中庸之道”、“贵和尚中”的民族心理特质十分一致,正好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也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4]

      3.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是: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对于个人的束缚极为严格。三纲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层层统属,各有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三纲五常”自汉代提出以后,经久不衰。它既是统治秩序的集中表现,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重群体轻个体的负面影响就是会压制个体个性的发展,抹杀个人的其他权利,导致个体消融在虚幻的群体之中,并且阻碍了个人的创新精神。同时,儒家虽然在伦理上造成了个体对群体的依附,然而对个体的道德要求却使个体的自我与匿名的公共生活剥离开来,使个体居于高度的孤独和紧张之中。[5]钱穆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缺陷时指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6]

      4.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

      中国传统思维把体验视为高于理性思辨的一种认识本体的主要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思维。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然而,两汉魏晋以降,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观体验与直觉悟性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7]

      直觉思维较之逻辑思维的一个优势是,它能够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和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有时候,这种直觉意会的思维方式比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更容易认识事物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其弊端是,它难以就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精确答案,又因其极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可以就问题很方便予以解释,从而不利于思维向程式化和定量化方向发展,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除上述比较突出的特征外,中国文化还具有独创性和兼容性并存、悠久性和内聚性并存、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等多种特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周有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世俗性强、宗教性弱;二是兼容性强、排他性弱;三是保守性强、进取性弱。[8]还有学者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中西文化对比中所呈现出的特征,亦富有启迪性。[9]

      二、西方文化的特点

       1.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

      由于中国文明是在内陆上衍发壮大的,没有向海洋扩展,因而导致其封闭性或收缩性。同时,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也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自然与人的对立。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缺乏作为哲学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天与人倘若完全合一,则天、人的概念亦没有了各自独立存在的必要。而事实上,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正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内容。

      而西方文明主要兴起于地中海一带。一望无际的海洋最容易激发出人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10]古希腊人面对惊涛骇浪、神秘莫测的大海,在产生畏惧的同时,为了生存,也激发了他们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雄心。为征服自然,探究自然奥秘,不少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虽然应当去追求与实现无限,但是无限毕竟存在于本体界,人终不可达,因而,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而中国哲学则认为人可以在这种追求中实现无限,它对于人道的看法始终是乐观的。因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是有分的合一,所以主体性和自由本来就是天人合一的内在尺度。

      2.强调个体本位

      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文化虽然承认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立人格、尊严、利益和价值;但特别强调个体又是家庭、单位、民族、人类、国家和世界群体生活的一员,并重视把人看成整个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员,是群体的一分子,个人的命运和利益依附于群体,个人的价值只有通过群体的认同才能得以体现,个人的存在只有通过对群体的负责才能向社会昭示。西方文化则把人看成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而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生存和命运负责,个人的价值是通过自身的奋斗而获取的。

      在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问题上,中西方文化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理想,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民族精神,从而,对社会的政治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冲击。西方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取得自我的成功、以促进社会发展,没有个人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发展。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下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所以,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11]自由主义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渊源与基础,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的权力越小越好。尽管自由主义自近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一直把自由视为最高价值,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产生着重大影响。

       3.强调享乐主义

       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以世俗精神为其特征,而中世纪希伯来文化则以宗教理想为其核心。近代西方文化是西方真正的、成熟的文化,或者说是西方的主流文化,其文化精神可称之为“世俗理想主义”,是古代世俗精神和中世纪宗教理想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西方近代文化主流即“世俗理想主义”,以创造“人间乐园”作为历史的终结,或者说,作为“历史进步”观念的理想目标。尽管近代文化支流繁多,人们的思想观点甚至相互冲突,但把生活和历史理解为一种创造过程却是其主流,只是在如何创造“人间乐园”以及应该创造怎样的“人间乐园”方面,才有矛盾和冲突。[12]

       然而,近代“世俗理想主义”到19世纪末陷入了危机。危机不是出于理想破灭,而是出于理想太多,各种各样关于创造“新世界”的思想理论层出不穷,而且相互冲突。这就在欧洲形成多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冲突最终导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残酷的战争,即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欧洲文明有三大特点:一是城市性,欧洲城市是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经济;二是沿海性,欧洲“古代文明史就是沿海城市史”;三是奴隶性,欧洲的社会制度可以说基于奴隶制度之上。这三个特点也可以推而广之地看成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主体特征,还可以补充一点,即掠夺性:欧洲文明——至少近代西方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掠夺性文明、好战性文明。

[1]宋志明:《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胡伟希:《中国哲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4]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5] 姚颖:《传统中国信仰中个体与群体的协调与冲突》,载《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页。

[7]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8]周有光:《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

[9]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0]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11]毛磊,石光荣,郝侠君主编:《中西500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756页。

[12]刘文荣:《西方文化之旅》,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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