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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jianfu2356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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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角逐下的中日关系  

2016-04-10 09:56: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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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春节期间,到访日本的中国游客人数比去年大增了40%,但是,两国之间释放出来的种种信号,依然让我们对于两国关系的前景充满担忧。2016年的中日关系缺少了历史问题的元素,但是很明显地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日本插手南海的问题。安倍为何要在海洋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议家之言。
加藤嘉一:我在日本比在中国赚钱更容易

凤凰博报:在日本的街头我们会发现,很多书店都会卖关于中国领导人,中国社会等等方面的书籍,而且据说销量很好。由此可见,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度极高。他们具体在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

加藤嘉一:我个人感觉,日本人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度已经过了高峰。我的记忆当中,大概是中国经济不再强调保8的时候,是日本老百姓、读者关注中国问题的高峰时期。从日本的出版社了解到,现在,他们对于中国书籍的兴趣出现了降低的趋势。可能是因为审美疲劳,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问题,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动态、中国经济、中国的政治,我觉得整体上有一个审美疲劳的态势。

现在中国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南海的各种动作,又让日本老百姓重新的关注中国的动态。所以日本老百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不会降到很低。最近关注最多的应该是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等等,当然领导人的动态肯定也是一直关注。

日本普通老百姓对别国事情不感兴趣

凤凰博报:王老师经常去日本,跟日本老百姓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关注中国哪些点呢?

王冲:日本很多普通老百姓并不关心其他国家的事儿,甚至连日本的政治也并不关心。我们天天说钓鱼岛、靖国神社,而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就过好自己的幸福生活就行了。而日本的精英、外交官、媒体人,或者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关注都是不同的。

媒体会更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左翼媒体右翼媒体报道的方向也不一样。我认识一个以前产经新闻的记者,他跑遍了中国很多的县市乡村,把中国农村的贫穷状况及社会矛盾反应给他的读者。而朝日新闻会更关注于高层、外交、中日关系等大的方面。

整体来说,自从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有所增加,,导致2012年以来,日本人整体对中国的友好度直线下降,到现在对中国的讨厌度已达到了80%多。

凤凰博报:加藤作为日本人喜欢中国吗?

加藤嘉一:我对中国有一份感情,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简单的用喜欢或讨厌来描述一个国家是不客观的。我经常强调:跟中国打交道距离感比价值观更重要,如果太近了,观察的不够客观,如果你太远了又看不到什么。

凤凰博报:加藤已经来北京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中国赚钱比在日本容易吗?

加藤嘉一:中国现在处于高速增长的时候,就像日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整体的氛围对一个人对金钱的追求肯定是有影响的,说的好听点,中国是有活力;但说的不好听,中国缺乏秩序和冷静。日本今天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比较稳定、有秩序、有规律、有规范,所以我觉得它是不同的形态。但哪种制度、环境是更加可持续的,要另外讨论。

凤凰博报: 那就您个人而言,您觉得在中国赚点钱容易吗?

加藤嘉一:我觉得日本肯定容易点。中国某种意义上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骨子里还是个日本人,不认同计划跟不上变化的观念,但是中国发生不同的情况它也不断的进步,这个很难对比。

中国的自由度要大于日本

凤凰博报:日本人的生活状况和中国人相比,您觉得最大差距在哪儿?

王冲:日本人重秩序,在日本坐地铁同样人很多,跟中国坐地铁不一样。第二,日本人重集体,轻个人。从小就教育孩子集体配合,深入骨髓的一种集体主义。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的卫生,我们也是从小就强调讲卫生,但我只记得SARS的时候大家勤洗手,因为可以防SARS,但过了不久大家可能都忘了。日本卫生方面已是全世界的标杆,做到了极致。在日本上厕所,很难找到一个脏的,多数厕所都有清香剂。

但我觉得中国相对日本自由的多。我去日本生活或者旅游,总是不能完全的放松,日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很多规矩或礼仪,让我这么自由惯了的一个人不适应。如果我想出去放松几天,我可能会选择去欧美,到日本很快就会紧张起来。中国的自由度要更大一些,但我们不能滥用这种自由度。

加藤嘉一:日本人最看不惯中国男人不讲究

凤凰博报:中国游客在泰国用盘子铲大虾,看网上有人说:99%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之前都是穷人,所以素质普遍偏低,更有网友拿这个跟日本人相比,说中国人何时才能像日本人那样有礼貌,两位怎么看?

加藤嘉一:我觉得谈论日中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点概面。很多事情是个案,日本肯定也有不礼貌的人,中国肯定也有很礼貌的人。我在日本没有接待过很多的中国朋友,但很多中国游客,包括到那边开会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有礼貌,也非常尊重日本的风俗习惯。有的东北大哥到温泉旅游,他们是不知道拖鞋怎么摆,如果我提醒他,他会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觉得他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民族是礼貌的,哪个民族不礼貌。

这几年,我也关注日本老百姓怎么看待中国游客。虽然他们觉得日本接受能力有限,也感到压力,但没有发生过特别致命的,引起中日两国民族之间仇恨的突发事件,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既使中国游客爆增,但日本社会无论是东京、大阪还是其他城市,整体上是欢迎中国游客的,而且他们都努力的去相互沟通,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王冲:中国人的文明素质,这么多年大家讨论的很多。从历史的视角看,它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40年代的时候是人杀人, 60年代70年代是人斗人、人整人,到了 80年代以后大家才开始发现,原来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开始努力挣钱。现在有钱了就准备到处去看看,出去看看的过程中有两种现象,第一,从小接受的文明礼貌受的教育不够。另外,文化差异。

凤凰博报:加藤曾在我们校园行活动中吐槽中国男人形象欠佳,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呢?

加藤嘉一:可能是因为我在日本长大,从小看剧。日本的男人、少年,可能这方面太讲究了。我从小学四年纪就开始修眉毛了,初二就停了觉得自己要往大人的方向去变化。我们从小看惯了也习惯了非常讲究着装、时尚的氛围,到中国上学的时候,发现很多男同学根本不讲究,一开始确实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但后来发现,这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中国的女性相对来说比男性讲究一点,可能就是男性稍微放开一点,女性稍微讲究一点。但我相信,随着很多的中国朋友们到日本,到其他的国家,会对自己以及时尚审美有一些定位,这需要个过程。而且今天日本的很多男人、少年也越来越随便了,不太讲究这些表面的东西,可能更多的追求内在的东西。

凤凰博报:那是不是可以说,您刚来中国的时候,是年轻不懂事呢。

加藤嘉一:对,是。

中国人曾经连饭都吃不上 何谈优雅

凤凰博报:王老师,当加藤吐槽咱们中国男人形象的时候,您会为中国男人抱不平吗?

王冲: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论对加藤还是对我,都是很大的一个坑。如果我吐槽,我现在就要跟他打起来,如果我赞同,我就会被全国观众给拍死。

这个问题我更想探讨一下背后的原因。这几年知识界、文化界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民国范,我们经常怀念民国时候的俊男美女,那些传统而又优雅的打扮,男人戴个礼帽穿个长衫,女士穿着旗袍。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优雅现在找不到了?

从1940年以后有很多断层,孩子批斗父母,父母出卖孩子,妻子揭发丈夫,就连基本的人伦都放弃了,何谈优雅,连基本的饭都吃不上,何谈优雅?

改革开放以后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突然从穷日子里出来,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去挣钱,美国钞票上写着In God We Believe。后来他们问我,你们中国人有什么信仰,我说In Money We Believe我们信钱,这么多年大家就是信钱。我们用三十多年完成了从没钱到有钱的过程,但是从没文化到有文化,从气质方面提高,需要更多的锻炼。我们常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更随意的文化。我认识的很多日本朋友,来中国很随意的跟大家吃饭聊天,反而也很享受这个过程,这是人的本性。但中国要做的就是,如何把随意宽容的文化和文明的气质相结合,包括今天做节目,可以穿休闲装,但不要弄的邋里邋遢。现在中国男人不是丑,也不是没钱,只是有时候太不注意自己了,按照日本人的逻辑,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给人添麻烦。

王冲:媒体更多的时候是政客的工具

凤凰博报:前几年去日本,跟NHK的主任研究员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日本很多媒体会偏重报道中国的负面,中日两国的媒体是否也在中日关系中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

加藤嘉一:我首先非常相信,媒体、传媒最大的功能是监督社会,制衡权利的放纵失控,这是媒体的第一要务。日本政府这几年经常批评《纽约时报》,以为它的很多社论、评论是反日的,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但《纽约日报》对白宫、民主党、希拉里同样是非常的批评。日本政府的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成立,不管《纽约时报》报的怎么样,媒体首先的任务是监督社会,制衡权利,使社会更加平衡、健康稳定,这是媒体的作用。所以,不管是日本媒体报中国,还是中国的媒体报日本,是否报道负面不重要,重要的是报道的是不是根据事实相对平衡的报道,这是最重要的。日本的媒体不仅是对中国,现在对日本政府也是天天批评。

凤凰博报:现在日本很多主流媒体都偏向于听从安培的指令或者是话语?

加藤嘉一:确实我也看到,日本的电视台称收到有关部门的警告。安倍首相作为拥有那么大权利的人,在公开的场合指责一些媒体,确实给媒体非常大的压力。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对媒体说三道四,肯定让媒体感到压力巨大。这种氛围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报道内阁政策的时候,整体有萎缩甚至恐惧的氛围。日本如何让媒体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思。

王冲:其实媒体受到很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媒体天职就是舆论监督,但在外交方面,媒体有个很微妙的问题。就像《纽约时报》,一谈到外交、反恐,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跟监督国内政府又会有不同的取向。

中日媒体在这两方面都要做一个平衡,大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媒体的取舍、议程设定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很难说是媒体的报道让中日关系变坏,还是中日关系变坏导致媒体选择负面的消息报道,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本质还是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媒体更多的时候是政客、商人的工具。有良知的媒体人可能会在中间做一些平衡,但实际上,目前的情况下想做到平衡是更难的。比如,刚才说到安倍,他有更强的手腕去掌控媒体,不听话记者会就不让来等等。另外,媒体本身受到经营、商业方面的压力,假如报道中国的负面,能博得眼球,迎来广告,得到更好的收益,他就会选择这条路,甚至引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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