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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上)  

2015-12-22 21:27: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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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日关系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堪称“世界级难题”之一。多年以来,国际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观察角度,用各种分析方法,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在借鉴和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见解,亟待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中日关系新的转机与变数

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1月10日习主席与安倍首相举行了简短会见。这次会见是在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僵局、钓鱼岛争端处于紧张状态的形势下进行的,引起中日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家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在正常情况下都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或“潜在的对抗性矛盾”。中日关系也不例外。然而,此次中日首脑会见的背景是中日矛盾围绕钓鱼岛等问题已经发展到现实的局部对抗状态,如听任其继续发展,就会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状态,而中日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从非敌非友关系演变成互为敌国关系,导致两国之间引发战争的危险,从而将可能给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见,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中日之间的“冰层”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2006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中日之间的“冰层”,由于两国之间严重的“不信任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中日再次“破冰”将可能是一个“时快时迟”、“有进有退”的缓慢过程。要使两国关系平稳发展,逐步改善,防止横生枝节,2015年的中日关系应该是“安静”、少上某些报纸的头条为好,以便给双方的相关部门留足相互磨合的空间,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相向而行,积水成渊,积量变为质变,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历史又翻过了一页。进入20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是双方进入在继续处理两国之间矛盾的同时,更加注重打理本国内部问题,在继续解决两国之间分歧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新常态”。换句话说,中日关系好比跷跷板,一边是相互合作与利用,一边是相互防范与牵制。近年来,相互防范与牵制这一边翘得太高,过度失衡,几乎成“垂直状态”;进入2015年,相互防范与牵制一边有可能下来一些,相互合作与利用一边则有可能上去一些,行稳致远,渐渐趋向准平衡状态。

中日关系从困境中走出,但仍然有着变数。安倍搞“突然袭击”式的众议院选举后,安倍很可能再当四年首相。这就给他留下充足时间进行各种政治运作,特别是实现自己的夙愿——修正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尽管其推行修宪之路未必顺畅,但安倍继续推行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的右倾化路线,仍可能给中日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70年前,日本在“战后体制”下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带动了亚洲的发展繁荣,使日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和现代化国家,然而,如今日本领导人却执意要摆脱这个曾给日本带来巨大好处的体制。那么,他们真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比“战后体制”更符合当今日本国情的新体制吗?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日本战后体制是对战前体制的“否定”,而战后体制延续了70年,战后宪法未经修改地实行了68年,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能适应当今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缺陷和问题(例如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终将会出现一种新的体制、一部新的宪法取而代之,从而实现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为此,不改第九条的一般意义上的修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组织大多取名“九条会”而不是“护宪会”)。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否定之否定”绝非意味着回到上一次“否定”之前的状态,而是周期性螺旋式的上升和前进的过程。具体到日本的发展道路,未来将可能出现的对战后体制的否定,是对战后体制的继承和变革这两者相统一的“扬弃”,而不是“回归”到那个可怕的战前体制。安倍却利用一般意义上的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修宪”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将矛头直指宪法第九条。显然,把安倍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与他修正侵略历史、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行径结合起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对战后体制的“摆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战前体制的“回归”,让“曾经的强权国家和极端国策重现”。

显然,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带有浓厚的“回归传统”、“回归战前”的色彩,是背离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不能不使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极大担忧,同时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只有共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二、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多年来,由于日本推行“借美制华”政策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从而与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阐述日美结盟政策时称:“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量均将强大化,因此美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将会合作来牵制中国。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

可以认为,萨缪尔·亨廷顿对近期、中长期日本对外政策的预言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当前,日本统治者以“日美合作牵制中国”思想为指针的“借美制华”政策,必然与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前,中国在东海、南海与日本、菲律宾等国之间存在的岛屿主权和海域划分争端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之间都有联系。坚持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以上争端,将可能对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等均做出正面的贡献,起到促进的作用。反之,如果因为上述争端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长期对抗关系甚至爆发武力冲突,则意味着为了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与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互为牵制的局面。显然,为了落实中国外交的最大课题——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应致力于做到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牵制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实际管辖领土与俄罗斯、印度等14个国家接壤。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在东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问题,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各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与岛屿主权争端。以上问题的总和直接触动了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四项核心利益,特别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利益。至于以上每一项领土争端(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海域争端)相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项核心利益的总体而言,则属于局部利益。

从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与美国鹰派政治家共同策划“购岛”、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曾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显然,这个争端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而从中国方面看,所谓中日“岛争”也成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一个空前突出的热点。虽然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相对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总体利益而言,乃至相对于中国六大核心利益的总体利益而言,显然是属于“局部性核心利益”(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有学者主张“有争议的领土不宜定位为‘核心利益’”)。但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的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各种核心利益当中受关注程度和战略优先顺序必然是靠后的,因为它是由于日本方面不断对我挑衅与“激怒”才使这个局部矛盾不断激化,而且上升到中日之间的“战略对峙”,同时钓鱼岛争端问题又与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致使中日“岛争”在一个时期上升为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斗争的“最前线”,中日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时期我与日方展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然而,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重构的长进程中,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中,要有长视野,要有战略耐心”。此处所说的“百年重构的长进程”,恰与前文中萨缪尔·亨廷顿所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预言相对应。那么,日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境地呢?从日本一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来看,“这个条件”就是要让日本人的心理从目前的“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的状态真正转变到对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彻底服气的状态(当今日本人对华心理可概括为:对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目前中国的GDP虽然超过了日本,但是经济“存量”依然不如日本,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日本的几分之一。朱建荣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美国,成为日本的3~4倍,届时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主要体现在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会退潮。”丁学良则认为,“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再次成为“文明输出国”,而“要使当代中国对日本的冲击上升到‘黑船来航’对日本冲击的更高文明水平,中国本身就必须首先达到‘文明全面复兴’的高度”。这意味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政通人和、文明健康、以德服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不仅实现“中国梦”,而且引领“亚太梦”,正可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从这个长远目标反观当前,我们应根据形势发展,审时度势,在全面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处理好维护各种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维护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对维护各种核心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力度和优先度进行适时的合理调整,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努力,努力化解热点问题,防止“热点”变成“爆发点”,避免周边地区长期存在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敌国”,以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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