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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jianfu2356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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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路径  

2012-12-28 10:46: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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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路径

                                 ——在《南周》“时间讲坛”第四期《公天下》读书会上的讲演


                                                                    吴稼祥


近几年,有人提出民主素质论。认为搞民主需要很高的国民素质才可行。我认为,民主就像游泳,人都有游泳的素质,就看你下不下水学。

中华民族的素质在西周王朝时就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是顶峰,此后一直下滑。为什么?动乱和专制是国民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外族入侵是另一原因。在冷兵器时代,战胜蛮族的主要武器一是残忍,二是肌肉。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文明倒退。

决定民主进程的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其他问题。究竟是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就是让我思考了好几年,在新书《公天下》中要回答的内容。

    

规模依赖与霸权铁律

   欧洲是自愿联合,公民投票。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也是自愿联合。所有超大规模的非自愿联合政治体,不是江河流域强制形成,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前者如中国,后者如俄罗斯。

中国的国境线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统治半条河,中国历史上有南北分治,很少有东西分治的原因就在这里。若上流域和下流域不属一个国家,就会有把水断掉的行为,进行水利战争,可能同归于尽。埃及的灭亡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

黄河和长江都是六千多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农业文明会产生三个依赖:

    一是水利依赖。不下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旱,需要水利灌溉,需要庞大的水利工程,所有河流国家都有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尧舜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最伟大的英雄是禹,把全国山川都治理了。

    二是安全依赖。大农业社会担心外族入侵。中国非常不幸地靠近中亚地带,这是世界三大蛮族的生成地带:第一个是匈奴,中华民族跟匈奴战斗了800年,最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第二个是突厥;第三个是蒙古。打败匈奴和突厥后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更专制,一部分人更野蛮化。

    三是救灾依赖。国家越大,受灾面积的比例就越小,痊愈的可能就越大,国家规模越大救灾能力越强。

    三大依赖决定了,我国规模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救灾的能力就越强。

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五大偏好:

第一,个人崇拜偏好。国家大了,几百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必须有对一个人的认可,否则统治力会下降。

    第二,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禹贡》讨论农业问题,缴纳税收、贡品,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资源动员。我把夏商两朝的权力结构定义为平面中央集权。

    第三,稳定偏好。国家越大,越不希望混乱。比如《甘誓》,写对甘部族的讨伐,“干得好,在祖庙面前封赏;干得不好,杀你和你的妻子”。很残忍。

    第四,一元化偏好。《胤征》是写时间的一元化。不仅土地、空间被王一元化占有,连时间都属于国家属于王,“王正月”就是只有一个标准时间,即王的时间。

    第五,停滞与依附偏好。国家大,离心力会增加,为了防止离心力的增加,有几种选择:一是增加摩擦力,比如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二是减少质量,如让老百姓贫穷;三是集中资源。如秦始皇把六国贵族迁到首都。

    有这五大偏好,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称为霸权铁律。

比如,为何偏偏是秦国在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县制?为何恰恰是秦国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因为只有他的扩张不受周王朝谴责,反而受鼓励。为什么?分封时,它只有方圆五十公里那么大,西边全是蛮族——犬戎。非常危险。如果他打败了犬戎,西周的都城就安全。每打败一次犬戎,周王朝就给秦一些礼物。结果它灭了西戎12国,面积直径相当于一千里。东方所有大国的土地扩张都没秦国那么大。

而且他们不分封。分封是一种自杀体制,像一柱香,不管香有多高,每代郡主都分封,一点点地烧,最后就没了。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权自杀,西周。其他政权都是他杀。西周被秦国收编时只有一个人民公社那么大——5万人,完全是个饿死的政权。

秦国扩张完后,为了不变成分封制,中央为了直接掌握资源,就建立了郡县制。“县”字通“悬”,权力先不封下去,悬在那儿。县越多,中央权力越大,动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军队就越强大,“维稳费”越来越多。扩张,专制,再扩张,成了西边最强大的国家,最后把六国吞掉。

    罗马一开始是共和制,不断扩张,征服北非、征服中东、埃及、和伊朗,每个地区都有好几个国家那么大。脑袋很小,身体很大,指挥不了,怎么办?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治体制,这是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凯撒完成了这个政治使命,内部动乱才停下来。

既然霸权铁律是专制推动侵略,侵略推动专制,岂不是没有穷尽?国家把整个地球统治了,还统治宇宙?不会,到一定阶段会饱和。

有三个极限:一是收益极限。统治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收益就可能小于成本,边际效益等于零。

二是生存极限。扩张到一定程度会更加专制,专制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生存,这是临界点。如果再多榨取一点,人就会死亡,生存率会下降,军队力量不能补充。

三是能力极限。在规定时间里不能平叛,不能制止动乱。中华帝国的饱和边际点,南边为越南,东部为朝鲜。国家身体强大、胃口大、牙口好时,把越南和朝鲜全吞了;胃溃疡,就把它们吐出去;牙口好了,又开始吞。吞吞吐吐3000年,演变到现在。


大国民主化的三种困难

    因为霸权铁律的作用,对大国民主化带来了三种困难:一是民主化前的困难,二是民主化中的困难,三是民主后的困难。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不管春夏阳光多么强烈,冰山顶多停止扩张,但并不融化。俄罗斯的民主很困难,就在于其冰山很大。    

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特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叫分裂风险。民主的作用力如果过大,而且来得突然,在大国国体上又不均衡,冰山就变成碎片;如果作用力不够,冰山会把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谁把国家搞分裂了,就是千古罪人。虽然可能重新统一,但这是不可预期的。

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风险会小一点。民族的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沙拉状,沙拉里有苹果、梨、香蕉等各个民族成员,这种风险比较小。美国就是如此,每条街道上都有很多民族,都是一盘沙拉。另一种民族分布相当于拼图,一块一块的。比如英国的爱尔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这种国家的分裂风险始终存在。

民族同一性高的国家问题不大,比如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比如波兰族在国家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几,所以没有分裂;德国不仅民族的同一性高,国家的统一性也高,德国近代哲学家基本主张国家统一。

民主也有另一面作用,相当于一个裁缝。它在集权的地方开始剪,在非集权的地方开始缝。两德缝上了,欧洲缝得更快,25个国家缝在了一起。这个问题,要看国家的具体状态。

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民主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第一个案例是魏玛德国,从希特勒开始,变成第三帝国。第二是俄罗斯,普京上台后收拾了88个自治体的自我选举权,所有地方选举的首脑上台后,都要普京发任命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联邦体制。

为什么会有复辟?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有的是民主造成了分裂,原来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和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当然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治理中心的问题。


破解魔咒:多中心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的帝国化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的推动力化解于无形。这说法,有个前提,即这样的大国一定是单中心治理。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比如1291年建立的瑞士联盟国家就是多中心治理。不管欧洲帝国如何变迁,德国人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其他帝国都没改变瑞士的体制,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能抗风险。

多中心治理有多种形式。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是主权统一下的次主权计划分权,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在君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指诸侯联邦;一种是主权在民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是民主联邦制。

前一种是我国西周、君主专制时代前的英国以及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西周周天王相当于最高盟主,但没有力量。周朝没税收,主要靠井田中的公田供应日常必需品,军队非常弱。西周刚建立,只有14个师,西都6个师,东都8个师,后来就是摆摆样子。周穆王土地不够分,觊觎别人的土地,于是率军亲征。打犬戎,战利品是四只狐狸。这样的国家不能自给。

缓解规模压力,只有与民主宪政配对的多中心治理才可能长治久安,规模活力兼具。

民主化有两条道路:一是革命道路,二是改革道路。

革命的方式是突然一个强力作用在冰川上,冰川可能四分五裂。假如真的分裂了,革命后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复辟动力就非常强大:“你们搞的什么破民主化,还不如原来的。”于是重新专制化,为了把分裂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会把多中心治理全部取消。

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俄罗斯非常明显,普京上台后,取消88个自治体的自治地位,首长重新任命。用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显然要更好。

大国要推动民主,具体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大国冲击力非常强,不能融化大冰山,在冰川底下烧个火炉行不行?一块一块地化,不着急。

    “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

试点是伟大创造,中国古代改革派,如商鞅、王安石都不懂。商鞅懂,就不会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搞青苗法,一下全国推广,代价非常大,非常脆弱。人们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坏处,改革怎么推?假如只是试点,即使一开始看到坏处,门是关着的。比如开放会带来一些苍蝇、蚊子,这可以理解,很快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杀虫剂。改革有个过程。因为有了试点,所以敢于试错,错了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地方小。

操作上可以建立实验区,每个试验区都是一个新的治理中心。治理中心的政策跟其他地方的政策不一样。选择一些地方试点,就形成了新的治理中心。这叫“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不是突变,它催化的是自生秩序,是老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犯法。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痛,所谓试点,就是让每一只脚感受痛痒。

这有点像瞎子走路。左一点,右一点,中间一点。我们不要把人想成全知全能的,人只有有限理性。我认为,人有“三有”: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有救的。

对大国来说,推进民主可考虑十六字方针: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由点及面。

具体操作时要有大量培训。要编制选举手册,有选举监督员,监督员需要细致的培训。一定要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做得非常细致。而不是把人扔在河里,扑腾几下,就说“你不会游泳,喝了三口水吧?还不爬上来。”

孙中山曾提出训政。什么叫训政?最高领导层不选举,省级以下全选,从底下一直选到省一级。有了那么多训练,才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对转型国家来说,要善于在改革中寻求红利,把赤字消灭掉。改革的确要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头发很细,牵一发很容易,但什么样的牵一发才能动全身?就是改变体制或机制。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工人农民之分、城乡之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只有一个称呼——公民。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利益先导型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按照罗尔斯的说法,会到“权利不可能被利益所赎买”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平等待遇权、言论权、参与权,都不能被买卖。没人能拿钱买断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阶段。

总之,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多中心治理都优于单中心治理,前提是主权统一。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如果说多中心治理是丈夫,他只能娶一个姑娘,即宪政民主。否则,生下的孩子全是怪胎。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宏观的民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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